变之万古与涵盖万有——关于《易经》的若干问题

变之万古与涵盖万有

——关于《易经》的若干问题刍议

李庚香 王喜成

摘 要：《易经》始自中原大地，源自“河图洛书”，自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之后日臻完善，进而发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纲领。《易经》长期被用作“卜筮”之书，对未来的事态发展进行预测，是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其蕴涵了深刻的哲学辩证思想，主要包括“变易”“简易”“不易”。《易经》是一套深奥的哲学思想体系，为古代的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安身立命之道。认识和对待《易经》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这一古老的民族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继续散发更加灿烂的智慧之光。要发挥《易经》中蕴藏的尚变善变、贵中求和、察时趋时、推陈出新等古老智慧，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易经》；东方智慧；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研究员（。王喜成，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副主席、研究员。

《易经》文化以其源头性、神秘性、统摄性、价值性等诸多属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纲领，其理念和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社会300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现象，可谓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易经》同样是中原文化的源头和重要基础，中原大地是《易经》的发源地，“河图洛书”的出现，文王的羑里之囚是《易经》诞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与飞跃。加强对《周易》的研究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神圣职责。

一、《易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易经》的渊源在河南。《易经》最初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而出现，后来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有若干重大节点。传说在远古时期，有龙马自黄河出，背负“河图”，伏羲据图画“八卦”；有神龟从洛水现，背负“洛书”，大禹依书制《洪范》。这是《易经》的最初源头。《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商朝末年，姬昌被纣王囚禁在羑里，他在羑里把伏羲的先天八卦演化为后天八卦和六十四卦，即所谓的“文王拘而演周易”。至此《易经》得到了飞跃发展，后来又经过进一步发展完善，被人们称为《周易》。《周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发端与酝酿形成以及后来的发展主要都是在中原地区。首先，它发端于河南的河洛地区，“河图洛书”是其代表。其次，伏羲也是在中原大地完成了画八卦的任务，发明了先天易。大禹制《洪范》也是在中原地区，因为大禹所在的夏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就是嵩山与河洛地区，各种传说和史籍都可以证明。《易经》形成的基本标志即文王所演的《周易》是在河南汤阴完成的，这说明河南是《易经》的滥觞地、肇始地。

《易经》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人们往往把《周易》当《易经》，这有其历史原因但并不完全准确。其实，《易经》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总称为“三易”。其中，《连山》和《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而且《周易》吸收了《连山》《归藏》的相关内容，因而人们一般称《周易》为《易经》。“三易”所画八卦的位置也各不一样。如《连山》易以艮卦开始，《归藏》易以坤卦开始，《周易》以乾卦开始。后来虽然《连山》和《归藏》绝传了，但它们的一些内容应该也流传了下来，如民间的堪舆、江湖中的方术等可能就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在对待《易经》方面主要有两派，一种是相术派，另一种是易理派。相术派主要是运用卜卦系统进行预测即占卜，是为“小用”；易理派主要是对所占卜的卦辞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并解释变之万古与涵盖万有——关于《易经》的若干问题，是为“大用”。

《易经》是“三易”的统称。这就是说，《易经》是包括“三易”的。

一是《连山》易，为“三易”之首。据古文献记载，《连山》为天皇氏神农所创①。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其是以艮卦开始，如山之连绵，故名曰连山。”其实，据研究，《连山》应该是夏代的易学。它以四季六气为旺衰指引，以六甲值符为吉凶判辨之坐标，以三元九运为时空转换，主要讲阴阳卦对峙，采用的是不同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方法。据记载，《连山》有八万言，目前保留的仅有一些卦名，几个爻名和卦爻辞、象辞，及五十二条诸家论文等，汉初时已经佚失。

二是《归藏》易，它是三易之一。相传为黄帝所作，《归藏》的意思是万物皆归藏于地。它的每一象都是以“气”为主，指出：天气为归，地气为藏，木气为生，风气为动，火气为长人文化成出自易经，水气为育，山气为止，金气为杀。但据研究，《归藏》应该为殷代所作。它有四千三百言，多已佚失，甚至在汉朝时就已佚失，保留下来的只有六十四卦的卦名、爻名。《连山》《归藏》历来被认为是《周易》的前身。

三是《周易》，它是“三易”的主要代表。《周易》由西周文王姬昌在羑里囚禁时所演，正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②。《周易》的内容包括《经》和《传》两个部分。《经》的部分是图画卦象，包括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说明，即卦辞、爻辞。《传》的部分包含解释卦辞和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意为经的十只羽翼，相传为孔子所撰，但实际上最后形成于秦汉时期，应该说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不可能是由孔子完全独自完成的。人们一般认为，《周易》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进行描述，对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包括天干、地支、五行理论等，以及对事物发展未来进行预测，占卜或卜筮功能是《周易》的重要功能。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所以不烧易书，就是因为它是卜筮之书，与政治关系不大。同时，《周易》囊括了天文、地理、农学等极为丰富的知识理论，人们也往往把《周易》直接叫作《易经》。在《易经》研究中也有人说《周易》并没有明确提出阴阳与太极等概念，认为讲阴阳与太极概念是被道家和阴阳家所影响的《易传》提出的。《周易》中除了使用“阴阳谷”这样的地名外，其他地方没有出现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中也找不到阴阳的概念，看来这方面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易经》蕴涵了中国先民的思维方式

《易经》源远流长，起自远古。但通过一些传说资料、史籍资料和研究资料，也能够从文化学意义上一窥其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如其源头是“河图洛书”等先天八卦，继而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远古经典，到后来是“三易”，再到后来是数不胜数的发展演绎，如老子的阴阳理论、道家思想、孔子的《易传》、汉代的经学思想、宋明的理学和道学等，涌现出来的名家大师也不计其数。关于“三易”的异同，《周礼·春官》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③意思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但都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在《易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有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先后有三大圣人，经历了三个阶段。所谓三大圣人，一是画八卦的伏羲，二是演《周易》的文王，三是作《易传》的孔子。其中，文王演《周易》不但推演了八卦，而且作了爻辞，但没有作完，后来由其子周公旦继续作，所以也可以说是周公著爻辞，甚至完全是周公作的，并因此有“四圣”说。孔子对《易经》的热爱更是异乎寻常，为求得深奥之理，他甚至“韦编三绝”，传为佳话。当然，《易经》也是后来经过长期发展完成的，定型是在秦汉时期。所谓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这从伏羲到文王约两千多年，《易经》的主要功能是卜筮，目的是趋吉避凶。第二阶段的《易经》是一部哲学之书。这从孔子作《易传》编订《易经》之后，它的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是用于卜筮，而且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第三阶段的《易经》是一部思想和决策之书。这是到秦汉以后，泱泱中华大国在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上的遵循，《易经》就成了其理论依据。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大臣不少都是依据《易经》思想来进行决策的。

《易经》又称本经，简称《易》，是我国古代阐述天地世间关于万象变化的古代经典，是远古文明的产物，也是一部几乎包括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对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中医、文字、术数、哲学、政治、军事、文化、生活、艺术、科学、民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哲理性著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纲领。

首先，《易经》长期被用作“卜筮”之书，对未来的事态发展进行预测，《易经》是预测之书。当然其预测的依据也是在总结远古时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这个规律被称之为“道”。“道”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属性，揭示了宇宙运动变化的规律。在中国古代，《易经》是社会各阶层广泛运用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

其次，《易经》是从整体上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易传·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经》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世界万物作了哲理性概括。如《系辞》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④对此，周敦颐也曾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人文化成出自易经，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最后，《易经》蕴涵了深刻的哲学辩证思想，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变易”，二是“简易”，三是“不易”。所谓变易，是指变化之道，意思是说万事万物时时都在变化，没有不变的事物。所谓简易，是指世界上所有最复杂的事物都可以用最简单的符号来概括，如“阴”和“阳”。尽管世界上的事物非常复杂、繁多、深奥，但都可以把它们转换成人们很容易理解和处理的问题，所谓“大道至简”。“简易”也是《易经》的最高原则。所谓不易，是指世界万事万物虽然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但却有一个东西永远不变，那就是“道”，也就是规律。

可以说，《易经》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认知体系，是中国先民对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分类归纳总结和对一切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揭示描述。《易经》反映了我国上古社会生活，尤其是《周易》经传把天道与人事，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人事活动、自然规律之律则与社会人事之条理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的同一、平衡与和谐，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易经》是中华民族理性认识的基石，是一套完善的思想认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先民通过对自然与社会的观察感悟，以符号化的抽绎方法而形成，是影响中华民族智慧生成与建构思想学说理论结构的东方“圣典”。

把握《易经》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阴阳”，第二是“五行”，第三是“八卦”，它们是整个易经的核心。《易经》之“易”，就字形来说是上“日”下“月”变之万古与涵盖万有——关于《易经》的若干问题，即“阴阳”之意，“阴阳”的内涵是其核心。“阴阳”（“- -”“—”）这两个符号是古代最重要的对立统一学说。其原理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如果达到了“阴阳”平衡就达到了和谐，一和谐就诸事皆顺。“五行”是把握《易经》的第二把金钥匙。“五行”是原始的系统论，它包涵着阴阳演变过程的五种基本状态，说明了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五行”理论广泛用于中医、堪舆、命理、相术和占卜等各个方面，它强调整体，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八卦”（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离卦、艮卦、兑卦）是把握《易经》的第三把金钥匙。“八卦”是由一套阴阳组成的表述符号和表示事物自身变化的阴阳系统，其成列的基础是易象，重卦的基础是爻变，爻是易道周流的内在动因。“八卦”用深邃的哲理解释自然、解释社会现象，由“八卦”延伸的“六十四卦”，告诉我们宇宙的六十四个密码，也就是整个大千世界的运行法则或规律。

三、《易经》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易经》思想内涵极为深刻，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性智慧，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基因和文化血脉。它涵盖万有、纲纪群伦、深奥精微、包罗万象，可谓中国最早的典籍和文化源头与代表，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群经之始、大道之源。从汉代开始，《易经》便被儒家定为经典之首，一直到唐代，其“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过挑战。后来随着儒家经典范围的不断扩展，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易经》也始终居于群经之首。同时《易经》还被称为宇宙的“代数学”，它对宇宙万物的表达主要是通过一些抽象的符号进行，如“代数”一样，这样任何内容都可以套进去，而且运用自如，人们称之为“神无方而易无体”，所以其理论价值是任何文化典籍都无法比拟的。对于《易经》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智慧，17世纪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很快就认识到了，他们积极寻求《易经》与《圣经》的契合点，使《易经》成为传教的工具。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等，先后对《易经》进行了研究。法国传教士金尼阁还将《易经》译为拉丁文，介绍和传播到西方世界。后来的西方汉学家纷纷加入对《易经》的译介与研究工作，相继将其翻译成多种文字，到20世纪时已在世界上形成研究高潮。如今《易经》已经成为国际学术领域的一门显学。

《易经》既神秘、又严密，其八卦图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就像数学公理一样不可更改。《易经》是表达宇宙的图式，反映了宇宙包括人类的发展变化规律。《易经》强调“唯变所适”，即事物是一直发展变化的，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变与常相辅相成；世间万物都要遵循天道运行变化规律，“变动不居”是“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恒常通久”是“唯变所适”的可变规律，只有不违天不逆常，顺时适变，才能保持长久。《易经》认为，人的行为要坚持中庸之道，适“时”执“中”。适“时”就是与时势一致，与时俱进；执“中”就是在运行发展中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易经》既讲自强不息的乾道精神，也讲厚德载物的坤道精神，主张乾道、坤道二元论，既是道家思想之源，也是儒家思想之源。人们依据《易经》对立统一法则，就能够认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易经》体现了深邃的东方智慧和管理哲学，中国古代文人在艰难困苦时，很多人都会选择研读、探究《易经》，从周文王、孔子到王阳明等，无不如此。当年王阳明被宦官刘瑾陷害打入大牢后，就是靠研读《易经》而忘却了烦恼和忧患的。

《易经》将简单的符号系统延伸到复杂的认识空间，并借助于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认识宇宙万物，其提出的特殊数理解析理论，完成了既能运用可见的类比性思维工具认识世界，又能通过符号体系中的相关性推演和系统性辨析认识复杂变化的人类社会，是一套深奥的哲学思想体系，为古代人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安身立命之道。《易经》的核心价值是和谐。其和谐思想主要反映在阴阳平衡上，《易经》云：“乾道变化。”意思是说天地运动、阴阳平衡以后，宇宙万物就各正性命、和谐顺畅了，就能保和、太和乃至利贞。如北京故宫有三大殿，分别名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名称含义就源自《易经》，寓意是祈求天下和谐太平。《易经》认为：“阴阳合则生，阴阳离则灭。阴阳错则变，阴阳平则佳。”因为只有阴阳互相配合才能致中和、保和、太和。《易经》思想主张求同存异、合而不同，运用在社会现实中意义就非常重大，它对处理各种问题、包括极为复杂的宗教问题都有良好的效果。如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宗教矛盾，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儒释道三家是合流的。

现代社会，《易经》思想理念也派上了大用场。如电子计算机的运算原理，正是《易经》的符号化工具启发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数学体系；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则引发了人类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易经》还以自己原发的立场、观点、方法、准绳，创立了一套中国独特的思想认识方法。如我国传统的中医辩证施治理论，不但是中国人的祛病健身宝典，早已深入国人之心，而且正在逐渐赢得世界的认同。《易经》还启示我们，现代社会要实现科学健康发展，个人的内心要进行自我调适人文化成出自易经，人与人之间要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要实现和谐发展等，《易经》的思想智慧都不可或缺。《易经》与西方超越、取代、取消等思维方式所不同的是，它主张包含、包容、溶化等理念，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具有海纳百川的特性，主张宽容和融合。在世界各种文明关系上，它强调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主张文明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因而我国在国际上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理念，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可以说，《易经》的古老智慧，正在新时代发挥着新的强大功能。

四、《易经》价值理念的现代启示

在现实生活中对待和运用《易经》，要坚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尚变善变。《易经》之“易”，就是“变”，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持经达变”。这就是说，当事物发展到极点而无法再发展的时候就要变革，物极必反，穷则思变，一变革就通畅，一畅通就长久了。因此，我们要尚变善变，敢变能变。就是在好的形势下也要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治不忘乱。过去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代的一些大改革家，都是在社会面临重大问题或需要开辟新的局面时积极推行改革的，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康梁维新等。客观地说，他们的改革可能不尽如人意，但还是对社会、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肯定有一些东西就不太适合了，那么变就是一种必须，如果不变革就没有出路，不变革就不能兴旺发达，这是《易经》告诉我们的基本原则。

贵中求和。《易经》的基本价值标准是“贵中”，强调走中道，“万物负阴而报阳，冲气以为和”。《易经》认为“中”与“和”是连在一起的，不中就不能和，只有中才能达到和，中是和的必要条件。清代学者惠栋在《易汉学·易尚时中》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还说：“知时中之意，则思过半。”⑤意思是说懂得了“时中”的内涵，就懂得了它的精神实质，人们就基本上把握住问题的一半了。《易经》的贵中求和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古代所有的重大政治思想，其核心就是“允执厥中”。其意思是说，你要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帝舜给大禹的政治交代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⑥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不明，只有精心一意，诚恳地秉执中正之道，才能够治理好国家。“允执厥中”的思想，历来被称为“中华心法”，也是“中华圣王之教”。及至后来，老子提出的和谐思想，孔子提出的“和为贵”思想，无不来源于《易经》，尤其是儒家的中庸思想更是对《易经》蕴涵思想的深刻体现。“中庸”的核心意蕴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即所谓“中不偏，庸不易”，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价值体系。

察时趋时。察时趋时是《易经》发挥得非常充分的理念。它指出，要明时察时，并通过察时而明时，时机未到时须待机而动。这方面《易经》在卦辞上的主张是“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等，提示人们要知道如何把握时机。《易经》指出：“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主张将器具准备好，隐而不发，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定果敢，立即行动，这样必然旗开得胜。《易经》还指出“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因此，要“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就是说，要知道按自然规律办事，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不管减少还是增加，盈满还是亏缺，要根据不同时机采取不同措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过头，亦不能不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把握好时、度、效，恰到好处。《易经》的这一思想是指导我们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则。

推陈出新。尽管《易经》是一部极其伟大的经典，但它毕竟是从远古来的，不可避免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包括认识的、思想的、方式的等，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可将其地位无限提升，作用无限放大。如《易经》将万物分为阴阳是有道理的，但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吉凶祸福简单挂钩是没有道理的，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色彩。所以，我们要用《易经》“革故鼎新”的原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其精华、剔其糟粕，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看待这一文化瑰宝，这也是我们如何以科学态度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问题或根本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必须始终保持客观礼敬的态度，决不能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否则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认真汲取其思想精华，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核心价值观，用核心价值观来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如《易经》中“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劳谦，君子有终吉”等思想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要与时俱进，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如《易经》中的“悦民宜民”思想、“谦尊而光、忠信致孝”思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思想、“知微知彰、刚柔之道”思想等，要通过创新性发展，进一步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运用到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环境学、管理学等方面，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新的重大的功能。

注释

①具体内容参见宋罗泌：《路史·前纪二·天皇纪》。②具体内容参见司马迁：《报任安书》。③具体内容参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④具体内容参见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中华书局出2018年版。以下文均同。⑤具体内容参见惠栋：《周易述》，中华书局2013年版。⑥具体内容参见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