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耀军：预测学和古代的占卜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说预测是一门学问？现代的预测学和古代的占卜有什么不同？预测学在今天有哪些应用？不久前，天津工业大学教授、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所长阎耀军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与大家分享了关于预测的学问。以下是演讲主要内容。

阎耀军教授在演讲中 （图片由“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提供）

『现代预测学是一门科学』

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预测。

所谓预测，就是根据事物的已知历史资料推理、演绎其发展规律乃至结果。从古代的预测术到现代的预测学，预测常被广泛地应用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医学等各个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学创始人孔德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描述、解释、预测。什么是描述？比如，今天现场来了多少人、男女各是多少、不同学历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多少等等，这就是描述。解释是进一步分析某些现象。预测则是展望这件事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应该说，预测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方式。

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预测不是预感。2004年曾经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印度洋海啸，死亡20多万人。但是，现场几乎没有找到动物的尸体，它们在海啸来临之前都逃跑了。这是因为动物的预测能力强吗？不，这是因为动物天生具有敏锐的预感能力。人能够预测未来，动物则是靠一种预感的本能。

那么，预测对人类有什么意义？一句话：能够趋利避害、更加安全。

历史上，凡是善于预测的人，往往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比如范蠡，他协助越王勾践复国，并在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另一位有功之臣文种不听他离开越国的建议，后来在越王的逼迫下自杀了。范蠡经商也很有预见性，“旱则资舟，涝则资车”。天旱河干，船没有用了，他就用很低的价格买船；涝的时候路都淹了，他又用低价买车。所以他赚了很多钱，富可敌国，被后世尊称为“商圣”。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学问不一定都是科学，但科学一定是学问。中国古代的占卜也是一种预测，是对未来的一种认知，但是古时候的预测方法是愚昧或者迷信的，而现代预测学则是一门科学的学问，采用的是科学的方法。当然，我们今天讲的预测的学问还会进一步发展，还会得到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预测方法有四大类』

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光中国古代就有好几百种，像奇门遁甲、梅花易数、推背图、八卦之类。现代的预测方法也非常多，比如德尔菲法、系统工程分析法、仿真模拟法等。

我把所有这些预测方法分成四大类。

第一类是神灵性预测，也叫神秘预测。其中最典型的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预测方法，就是占龟。为什么要占龟？因为古人对大自然充满恐惧，遇到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就认为龟出现的时间很早，而且龟活得很长，于是像小孩遇到问题去问老人一样，去向龟问吉凶。龟不会说话，古人就依据烧灼龟壳所呈现的不同纹路来进行判断，龟壳的裂纹就是“卜”，所以也称占卜。

还有一种占卜的方法是蓍筮。为什么用蓍草占卜？因为一般的草一年就死了，而蓍草据说能生长千年。而且这种草的横切面有八个角，也称“八卦草”，因此古人认为这种草是通灵的，就用它来占卜。

在西方，古希腊有一种预测方法叫神谕。当他们遇到事情拿不准主意时，会到神庙里去冥想，那里有一些巫师和神灵沟通，神灵会告知怎么办。神谕也是一种愚昧和迷信的方法。

第二类是经验性预测，比如星相。有人把星相归为神灵性预测，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星相是古人经过大量观察得出的结论，它有经验性的成分在里面。人类观察星相有4000多年的历史，留下了很多记录。比如，古埃及人认为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升起时就会有洪水、地震等大灾出现，这是凭很多观测的经验和数据得出的结论。

古代有一些占星学家是大学者，像司马迁、董仲舒都是占星学家，国外的数学家开普勒也是占星学家。占星术认为，大宇宙和小宇宙是天人感应的，天上和地上是相通的。观星的目的最初是预测天意，所以它是一种经验性预测。

第三类是哲理性预测。哲理性预测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它是根据事物变化的规律而来，而不是凭主观想象和经验来预测未来，它是有内在的思维逻辑的。

比如中国古代的《易经》。《易经》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古代哲学典籍。据说孔子50岁开始钻研《易经》，费了很大功夫，穿竹简的牛皮绳子翻断了三回，才把《易经》弄懂，最后成就了一本诠释《易经》的经典著作——《易传》。还有《孙子兵法》，也是古代的哲理性预测的书。

现代哲理性预测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利用社会价值学说，从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以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毛主席说，马克思所做的预测是社会预测史上第一次划时代地上升到了科学化的高度。毛泽东也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一文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走势。

第四类是实证性预测，也叫现代预测。现代社会信息量飞速增长，光靠人脑思维不行，需要借助工具。实证性预测就是靠算力、靠数学的算法来进行预测。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于1690年出版了《政治算术》一书，他认为国情和国力可以应用算术方法，通过人口、资源、土地、资本、产业等数字资料反映出来。马克思给予威廉·配第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和统计学的创始人。

17世纪时，有两个国家比英国强大。一个是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另一个是法国，其军队横扫整个欧洲。当时的英国觉得自己国力较弱，深感颓丧。但是，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对这3个国家进行了比较，力证英国可以超过法国和荷兰，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后来，英国果然成了新的世界霸主，实证了威廉·配第的预测。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爱德蒙·哈雷成功预测了一颗彗星。他利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行星的运行规律，计算出有一颗彗星围绕地球转的周期是76年，并预言这颗彗星将于1759年再次出现。1759年3月，全世界的天文台都在等待哈雷预言的这颗彗星。3月13日，这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出现在星空中。遗憾的是，哈雷已于1742年逝世，未能亲眼看到。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

还有一个实证性预测较为有名的案例。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西方智库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这本书。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一个科学家组织收集了全球70年的历史数据，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用系统动态分析的方法推算地球100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他们认为，人类如果再无限制地增加人口、无限制地消耗资源，全球经济将在100年内达到极限。所以，他们提出要抑制人口以及工业资本的增长。这些实证性预测周易预测经济，都是用数学方法算出来的。

『社会预测为什么常常不准』

预测大致分为社会预测和自然预测。

人类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像对日食、月食的预测，已经可以精确到分甚至秒，而且非常可靠。可见，人类对自然现象的预测常常是比较精准的。

但是，社会预测常常不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预测的主体和客体是互动反测的关系，我预测你，你预测我，是一种互相博弈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未来学中有一个悲观派和一个乐观派，他们曾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打过赌。打赌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一位是马里兰州立大学的朱利安·西蒙，另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埃尔里奇。埃尔里奇是悲观派，他认为，由于人口爆炸、食物短缺、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等原因，人类前途不妙。西蒙则是乐观派，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会解决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人类前途光明。

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赌一把。赌什么呢？他们决定赌不可再生性资源是否会消耗完。他们两人选定了5种金属：铬、铜、镍、锡、钨，并以1000美元虚拟买入这些金属。两个人签了协议书，约定10年之后，如果世界上的资源越用越少，价格必然会大幅增长，那么埃尔里奇就赢；如果这些金属的价格下跌，那么就是西蒙赢了。结果，乐观派赢得了这次打赌。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预测主体发出预测之后，客体感知了预测，一定会有因应行为。所谓因应行为，就是采取相应的对策。采取对策之后，原来的预测对象就发生了变化。拿不可再生性资源来说，人类在大量使用木材之后，面临木材枯竭的局面，于是人们不再大量砍伐树木。人类转而发现了煤，等到煤大量开采出现问题时，又发现了石油。石油也是有限的，人们随即又发现了可燃冰，还有风能、电能，所以资源的利用并没有枯竭，科学家打赌的那5种金属的价格也并没有上涨。

因此，社会预测和自然预测不一样，往往预测之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需要不断地预测。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主客体双方的博弈，而是多方博弈，大家互为主客体，互相交织，情况非常复杂。

那么，社会预测既然不能以是否应验来判断，预测还有什么价值呢？对此，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和自我否定预言的理论。

自我实现预言就是经过努力或心理暗示，使预言最终变成了现实。比如“罗森塔尔效应”就是一个例子。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来到一所小学，假借实验测试之名，随机挑选了一些所谓的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过了8个月，罗森塔尔对这所小学的学生进行复试，结果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个个成绩有了较大进步，而且性格活泼开朗，自信心较强，求知欲旺盛，更乐于和别人打交道。这体现出自我实现预言的正面效果。虽然罗森塔尔是随机挑选学生，但是最终这些学生如预言所说，成绩都有了明显进步。

自我否定的预言对我们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增长的极限》这本书就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预警，它依据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经验和历史的数据，指出人类这样发展下去将有灭顶之灾。针对这个自我否定的预言，全世界的人们积极采取了很多措施，像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低碳经济等理念都是为了阻止这个预测变成现实。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有些社会预测不太准确就没有用。尽管很多社会预测是不断变化着的，但它们仍有一定的价值。

『变被动安全为主动安全』

社会预测的目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趋利避害，实现对社会的前馈控制阎耀军：预测学和古代的占卜有什么不同？，把被动安全变成主动安全，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所谓前馈控制，是指通过观察情况、收集整理信息、掌握规律、预测趋势，正确预计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措施，将可能发生的偏差消除在萌芽状态中。

为什么要前馈控制？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曾经引用这样一个德国民谣：“钉子缺，蹄铁卸；蹄铁卸，战马蹶；战马蹶，骑士绝；骑士绝，战事折；战事折，国家灭。”因为钉马掌的钉子缺周易预测经济，结果导致国家灭亡。从钉子这么小的事情做起，才能真正实现前馈控制。

我国古代典故“扁鹊见蔡桓公”阎耀军：预测学和古代的占卜有什么不同？，也是前馈控制的典型案例。扁鹊见蔡桓公，说君有病，在肌肤纹理间，可是蔡桓公坚持说寡人无疾。扁鹊第二次见蔡桓公周易预测经济，发现病在肌肉里；第三次，病在肠胃；第四次，病在骨髓，已经病入膏肓。扁鹊知道自己治不了，赶紧跑了。这个故事说明，前馈控制得越早，越好控制，面对隐患应及早采取救治措施。

如今，随着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预测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要把被动安全变成主动安全，杜绝不安全的因素，必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要有科学的、经过实践检验的预测模型，尽早发现不安全的苗子并加以控制。

10年前，我曾经设计了我国第一个犯罪预测系统。这个预测软件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十大类犯罪及其子类，收集了6年的海量历史数据，包括犯罪时间、地点、天气和地理条件以及其他方面的犯罪和事故数据，进行数学建模。它能够分析出哪些地点、哪些时间段里某一类型的犯罪事件高发等数据结论，从而变被动出警为主动出击，提高了治理效率。

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推出了中国经济预测蓝皮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预测下一年的经济形势。后来，各个领域纷纷推出蓝皮书，比如社会预测蓝皮书、环境预测蓝皮书、农业预测蓝皮书等等，预测似乎成了一种时尚。

目前，在大数据、计算机等工具的帮助下，最新的预测方法是模拟仿真。比如，在经济领域，有一种预测方法叫作政策模拟法，它可以模拟多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运行，在分析计算机模拟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评价。它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GDP、财政收入、外汇、就业等等，包括一个项目投入多少、成本多少以及取得什么成果，预测的准确度很高。还比如，在军事领域可以进行战争模拟推演，能对多个国家同时参战进行联合仿真模拟，并对战争的结果进行预测，真正实现运筹帷幄。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市、数字中国的建设，很多城市都在兴建“城市大脑”，这是预测、预警、预控的很好载体。我认为，各地的“城市大脑”以及数字化社区都应该增加预测、预警、预控的内容，从而推动现代预测这个学科在我国得到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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