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一书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日本气道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李远国）

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一书，早已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炼丹著作之一。其实，中国炼丹术源远流长，在《参同契》之前，已有丹经出现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一书，如现存的《黄帝九鼎神丹经》和《太清金液神丹经》均成书于西汉末东汉初，都是最古老的炼丹著作。然而这两部丹经为具体丹法的实验记录，远没有象《参同契》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参同契》一书自唐以后，地位日隆，至宋终于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张伯端《悟真篇》）、“丹法之祖”（《周易参同契解》王夷序），在道教内炼典籍中占有独特地位。

近年来，《周易参同契》的丹法理论及其科学价值愈来愈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某些研究成果被各类科技史著作和教科书引用，广为流布。因此，认真探讨《参同契》的内容，发掘其中科学的思想，不仅可以揭示道教百部丹经的奥秘，促进道教养生学、道教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同时也将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增添光彩。

关于魏伯阳的事迹，正史里没有记载。最早记载其事迹的是葛洪《神仙传》。该传说：“魏伯阳者，吴人也。本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其所从来。谓之治民、养身而已。入山作神丹，将三弟子，知两弟子心不尽诚，丹成乃诫之曰：‘金丹虽成，当先试之，饲于白犬，犬即能飞者，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即不可服也。’伯阳入山时，将一白犬自随。又丹转数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暂死。伯阳故便以毒丹与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阳乃复问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与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复如犬，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之否？’伯阳曰：‘吾背违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耻复归，死之与生，吾当服之耳。’伯阳便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相顾谓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长生耳，而服之即死，当奈此何？’唯一弟子曰：‘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无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复死。余二弟子乃相谓曰：‘作丹求长生耳，今服之即死，当用此何为？若不服此，自可得数十年在世间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为伯阳及死弟子求棺木殡具。二人去后，伯阳即起，将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入，作手书与乡里人寄谢二弟子。弟子见书，始大懊恼。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

这段叙述，情节离奇，但它说明了这样一些基本情况：第一，魏伯阳出生官宦人家，但性好道术，善养生，唯以炼丹修道为重。第二，他著有《参同契》、《五相类》等炼丹著作，且在葛洪以前已有注本流传于世，但少有得其妙旨者。《参同契》成书问世后，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注本，注解者为著名的易学家虞翻（164-233年）注本今佚。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易”字下曰：“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其后，清惠栋、张蕙言及今人胡适、王明、孟乃昌亦认为，虞翻确注《参同契》，“实为历代研究《参同契》之第一人。唯似亦未能理解全书真义。”（孟乃昌《周易参同契孝辩》第104页周易参同契作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南朝继东晋而立，江东炼丹传统一脉相承。先有名士江淹（445-505年）嗜爱炼丹术，写过一些有关炼丹的诗。如《赠炼丹法和殷长史》曰：“身识本烂漫，光曜不可攀。方验《参同契》，金皂炼神丹。”（《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江醴陵集》卷2）他提到了《参同契》，并明示以此指导炼丹。由“赠炼丹法”，可见《参同契》所讲炼丹过程已被人们熟悉和掌握。这是一承前启后的重要史料，它表明《参同契》的流传有序。

之后，陶弘景提到《周易参同契》。在所著《真诰》卷12《稽神枢》云：“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字叔显，主试有道术。斟，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陶弘景注：“《周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正，迁洛阳市长。”这段注文，已不见于现存的《参同契》中。对此，余嘉锡考证说：“弘景所引，盖《参同契》序中之文。汉、魏人作序，皆叙其书之源流及其人之仕履，与刘向《别录》之体同。故此序中详载淳于叔通始末。今本《参同契》无此篇，殆传写佚脱，否则后人以其非本文而削之也。”并说：“弘景此注叙《参同契》源流本之旧序，最明白可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中华书局版第3册第1212页）

按陶弘景注所说的淳于叔通，名“翼”，确为东汉恒帝前后之人。袁宏《后汉纪》卷22说：“(度)尚字博平，初为上虞长，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大儒旧名，常隐于田里，希见长吏。”《开元占经》卷120引《会稽典录》说：“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阳市长。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翼占曰：蛇有鳞，甲兵之应也。”干宝《搜神记》卷6亦载此事：“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至唐玄宗时，有绵州昌明令刘知古作《日月玄枢篇》，重新提到：“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假大易之爻象，以论修丹之旨。”（《道枢》卷26）五代后蜀彭晓亦说:“真人魏伯阳者，会稽上虞人也。世袭簪裾，唯公不仕。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赡文词，通诸纬候，恬淡守素，唯道是从，每视轩裳如糠秕焉。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又云：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奥。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由此可见，魏伯阳、淳于斟等皆为东汉时人，《参同契》当成书于桓帝之前。

北朝也有《参同契》的踪迹。据《魏书·释老志》载，魏道武帝时，有人“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魏太武帝、孝文帝、北齐文宣帝也都炼过丹，史籍有征。《参同契》在此氛围中因而流传。北齐颜之推博览群书，作《颜氏家训》，其《书证篇》曰：“《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按此即《契》结尾时之隐语，内藏魏伯阳之名，北朝时已有人解其隐语。颜之推无关于炼丹，亦不晓其内外丹理法，愈是这样愈说明《参同契》在社会上流传颇广，故纯为儒士的颜氏都读过此书。

隋唐之际，《参同契》为更多的人知晓。隋代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60有《周易参同契》曰：“吉（古）记提龙虎，黄帝美金华。淮南（炼）秋石，王阳加黄牙。”今本中有这段文，故可证此书流传隋代。又隋代苏元朗倡内丹说，撰书亦引《参同契》为据。《文献通考·经籍考》曰：“《龙虎通玄要诀》一卷，晁氏曰苏元朗撰。以《古诀龙虎经》、《参同契秘》、《金碧潜通诀》文繁而隐，故纂其要为是书。”入唐，炼丹术大盛于世，《参同契》学也大发展，一为注释，二为运用，由外丹火候、药物及于内丹修炼。作为注释本，已有托名阴长生《周易参同契注》和无名氏《周易参同契注》（《正统道藏》容字号）问世，实为重要。

孟乃昌通过对26种唐宋丹经的详尽考证，证明阴本、无名氏本早于彭晓本。他说：“阴注本处处只以金水二字注全书，即指金石药物铅汞；容注本几乎以唐代各种炼丹成就附于《参同契》名下，任何字句均看朱成碧，释为外丹，成为千古《契》注外丹得没法再外丹之作，固可视作中唐以前炼丹总结，由此窥唐代炼丹面貌。总之唐代两个《参同契》注本，即今存最早的两个注本，都是外丹注本，连《契》原来的一些内功叙述也浸没了，这代表外丹家认为《参同契》是外丹书。”（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辩》第109页）

从原存在世的唐代丹经原著中，可以看出唐代炼丹术已较普遍地以《参同契》为指导，且多兼及外丹、内丹而言。明确辨析《参同契》应为内丹而非外丹者，当推唐玄宗时的刘知古。据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2载，刘知古字光玄。其先彭城沛人。“曾祖英隋朝以孝廉登科，历官临邛令，故大父与其考因家于临邛。”知古生而慧，幼而明，长而秀壮，“而正视名利若仇雠，惟从事于道。”其著《日月玄枢篇》谓：“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并解释“还丹”非金石药物所成，乃“阴阳之气所为变化，顺天地之生成，合金水之自然。”最后还转入了对外丹术的批判。（《道枢》卷26）其后五代前蜀隐士范德昭读《参同契》而悟丹道周易参同契作者，著作《通宗论》、《契真刊谬论》、《金液还丹论》，流行于世。

至后蜀彭晓，辑《参同契》，分为九十章而详加注释。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3载，彭晓为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炼，自号真一子。与击竹子、何王云善。孟蜀时明经登第，累迁金堂令。遇异人得丹诀，注《阴符经》、《参同契》、《金钥匙真一诀》。”其注本题名《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为承前启后之作，内容外丹、内丹兼及，唯其注解语言较为显明，章节清晰，故后人常依之。

以上论述说明，《参同契》由汉至唐，其间传播不绝如缕，足证绝非后人伪作。其内容外丹、内丹皆有，唯依人所用而突出之。

《参同契》虽末署名作者，但于书内却隐藏着作者的姓名、身份。下篇第八十八章云：“郐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权荣。栖迟僻陋，忽略令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平。远客燕间，乃撰斯文，歌序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趣，统共伦。”彭晓曰：“此乃魏公自述，不徇世名，至亲道域，安闲燕处，乃撰斯文。”（《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卷下）朱熹说：“魏君实上虞人，当作会稽，或是魏，隐语作郐。”这段话确属作者自述无疑。以上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使用隐语，也是古人用以署名的方式之一。

魏伯阳直接的师授无从求索，葛洪、彭晓谓“不知师授谁氏”。《道枢》卷34说，魏伯阳“游于长白之山，而遇真人告以铅汞之理，龙虎之机焉，遂著书十有八章，言大道也”。自注曰：“伯阳既著《参同契》，元阳子注释其义。”不过。从丹法理论的肇启与《参同契》的传播状况，我们可以从中寻觅到一些线索。丹法理论的形成，当自《参同契》始。毫无疑问，这样一部精深遽密的理论著作不可能陡然自生，它是在以前炼丹术士的实践和思想上产生的。在秦汉的时期众多的方士中，值得注意的是阴长生。阴长生是东汉和帝、安帝间人。葛洪《神仙传》说他为新野人。“汉皇后之亲属。少生富贵之门，而不好荣贵，唯专务道术。闻马鸣生得度世之道，乃寻求之，遂得相见，便执奴仆之役，亲运履之劳”。如此师事十余年，马鸣生将之入青城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西面，乃以《太清神丹经》授之。”长生合之丹成，后于平都仙升天。著书九篇。（《太平广记》卷8引）

此《本清神丹经》即现存的《太清金液神丹经》，它的问世可追溯至西汉末。东晋华侨撰《周君内传》谓周义山“乃登鹤鸣山，遇阳安君受《金液丹经》、《九鼎神丹图》”。（《云笈七籤》卷106）此鹤鸣山在今四川大邑县境内，与青城山紧连，同为岷山一脉。张陵尝学道于此，故亦得此经。现存《太清金液丹经》3卷，卷上有正一天师张道陵(即张陵)序。卷中云：“故书二君（马鸣生、阴长生）神光见世之言，自汉灵以来，称说故事，附于丹经。”并谓经文及作丹法皆出自阴长生。这些材料说明，西汉末东汉初《太清金液神丹经》已经成书，并在西蜀岷山地区秘密传授，故周义山、马鸣生、阴长生、张陵皆于鹤鸣、青城得而传之。

从阴长生自序中，可以略见这些炼丹先行者们的思想。序中说：“汉延光元年(122年)，新野山北子受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得者，列为真人，行乎去来，何为俗闻。不死之要，道在神丹。行气导引，俛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延年，不能度世，以至乎仙。子欲闻道，此是要言。积学所致，无为合神，上士为之，勉力加勤，下愚大笑，以为不然。能知神丹，久视长安。于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遍，封一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黄栌之简周易参同契作者，漆书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置蜀绥山；一封缣书，合为一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太平广记》卷8引）

后汉延光元年，当二世纪初期。阴长生谓不死之要，道在神丹。且称行气导引，服食草木一类只可延年，不能成仙。这与魏伯阳的主张是一致的。《参同契》说：“食气鸣肠眉，吐正吸外邪。”又说：“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彼此重金丹轻呼吸导引及服食草木之意，先后皆相同。阴长生又有诗三章，以述生平及其志向。王明先生考知阴长生自序中金丹思想，与《参同契》相合，其诗三章文字，又和《参同契》相类。他说：“阴长生师事马明生得金液神丹之法东汉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一书，马明生随安期先生受九丹之道”，“然则阴长生者，其为魏伯阳之前辈欤?诗三篇，其为《参同契》之口篙矢欤！”（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第2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清仇兆鳖也说过：“《契》修金丹，仙传谓魏公丹法，传自阴、徐二真人。考阴君长生，在东汉之季，与魏公先后同时。”（仇兆鳌《古本参同契集注》）可知魏伯阳之丹法，盖由阴长生传来。《参同契》云：“晋不敢虚说，放效圣人文。古记题龙虎，黄帝美金华”。“惟苛圣贤，怀元抱真，服炼九鼎，化迹隐沦”。则魏伯阳不仅知太清神丹法，而且对《黄帝九鼎神丹经》方更为重视，今人胡孚琛将《黄帝九鼎神丹经》与《参同契》之内容对比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胡孚琛《中国科技史上的周易参同契》，《文史哲》1983年6期）